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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慕安会上与佩洛西交锋
《看世界2:百年变局下的挑战和抉择》,傅莹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2月出版。
2020年2月13日,我与几位学者和同事抵达德国慕尼黑,应邀出席第五十六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14日的会上,我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有一段交锋,2月15日,“美国之音”就此做了题为《数字专制与华为威胁:佩洛西、傅莹当面交锋》的报道,国内媒体纷纷转发。
慕安会自1963年召开至今,一直是国际战略与安全问题讨论的重要平台,备受关注。会议场址是慕尼黑的拜耶里切酒店(Bayerischer Hof)。2020年参会者有1300多人,加上各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工作人员,拜耶里切酒店里里外外都显得非常拥挤。除了少数人能住在会议酒店,大部分人都分散地住在附近的其他酒店。
会议于2月14日下午正式开幕,前期的各种讨论会议13日就开始了,到16日举行闭幕。开幕式通常有德国领导人讲话,是在主会场举行,之后每天主会场都有各国领导人和高官的演讲和论坛。中国国务委员王毅的演讲就是15日上午11点45分在主会场举行的。
会边会也是慕安会的一大特色,除了主会场,大大小小的边会50多场,有圆桌会、方桌会、L形桌会、U形桌会,还有午餐会、晚餐会,应有尽有。因为慕安会对分会场的需求越来越多,临近酒店也为慕安会提供了各种活动场所,大部分双边小会也挪到外面进行。
慕安会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主会场只有200个座位,也算是一种“饥饿营销”方式吧,主会场一向是一座难求,每次开全会的时候,200多个座位早早就被占满了。不过顾问理事会成员有前三排的留座。我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到场就有座位。开幕式之后,不断有人离场去参加边会,主会场也就不那么拥挤了。
另外,主会场的会议全程对外直播,进不去的人可以从网络上观看主会场的演讲和讨论,也能跟上会议进程,我的同事经常在二层的咖啡厅里占据一个角落看现场直播。大多来跟踪慕安会进程的记者也都会聚集在这里。我每年都能在这里遇到英国、德国和美国的资深记者,与他们交谈,听他们评论会议和形势,也是很有特色的。
咖啡厅外面的一整圈的走廊上都站满了架着摄像机的媒体记者,随时采访路过的人,在角落里还有更加正式的采访机位,参会的各国人士都会受到采访邀请。慕安会期间,德国的新闻电视台和报纸上充斥着来自慕安会的消息和评论,许多信息也会被传递到世界各国的首都。由此可见,慕安会不仅是德国进行国际传播的有效手段,也是国际战略与安全信息交流和辐射的高效平台,这里就好像成为一个国际信息聚集的码头,随时随刻地向世界传导出去。
2020年2月14日下午2点举行慕安会开幕式,大会主席伊辛格致欢迎辞,随后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致开幕词。之后将举行题目为“西方民主的状态”的全会论坛,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同台的嘉宾有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由保加利亚“自由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伊万·克拉斯特夫担任主持人。这是慕安会的第一次全体会,我进会场的时候一层和二层都已经挤得满满当当,楼梯上都站满了人。
美国一直是慕安会的支持方和参与者,除了政府要员,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也组团出席每年的慕安会。已故参议员麦凯恩曾经连续20多年率领数十位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与会,对会议有比较大的影响,2019年慕安会专门对他进行了表彰。2020年美国议会40位民主和共和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由佩洛西牵头,是美国议员出席慕安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将有6位国会议员在主会场发言。他们放下分歧,目标明确,要游说欧洲政要,力图让欧盟支持美国打压中国的立场。
开幕式和德国总统的演讲之后,进入论坛阶段。主持人伊万·克拉斯特夫介绍了嘉宾,宣布论坛开始,邀请佩洛西先讲。佩洛西穿了一身橘红色的套装,搭配同色系的花丝巾和高跟鞋,坐在台上神采奕奕,满脸带笑地对大会主席和她的欧洲盟友表达了感谢。她是一位很有气场的女政客,在华盛顿的政治生态当中是相当抢眼的,作为当前民主党在政坛上的头面人物,她经验丰富、言语犀利,与特朗普的较量虽然有得有失,但是在气势上从不丢分,在美国人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但是她不了解中国,偏见比较深。
她侃侃而谈,从美国同盟的集体安全讲到气候变化,从北约讲到G20,重点向大西洋另一边的盟友们强调,应如何应对“共同的挑战”,呼吁盟友间的紧密合作。然后,她话锋一转:“现在我要谈谈你们有些人可能不太同意的事情了,但是我必须做到坦率,那就是5G和网络安全。”说到这儿,佩洛西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开始念一篇写好的稿子:“中国正在谋求通过电信巨头华为输出他们的数字化专制,并以经济报复威胁不使用他们技术的国家。美国已经将华为定性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公司与华为的交易。”
在此基础上,她反复要求欧洲国家不要靠近华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为了财政的需求而把电信基础设施割让给中国,”“这种错误的让步只会鼓励中国进一步削弱我们的民主价值、人权、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她甚至将“是否选择华为5G”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允许5G就是选择专制而非民主。”之后,她提出一个替代性的“国际化”方案:“我们应该做到国际化——我知道欧洲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欧洲是一个数字基础设施国际化的地方,不能容忍专制。即使我们无法就采取美国还是欧洲模式达成一致,也可以共同倡导国际模式。而且我们必须在维护我们的价值和安全的前提下,在其他可行的选择上投资。”
佩洛西发言之后,主持人邀请坐在轮椅上的朔伊布勒发言,他接过佩洛西提出的5G话题,说道,在德国联邦议会里围绕这个问题也有很激烈的争论,但是,他似乎没有太在意佩洛西的“国际化方案”,也没有谈欧洲与美国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合作。他更多是在谈欧洲国家之间如何加强合作的问题,同时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这并不是反对谁。”
两位嘉宾发言之后,进入提问环节。这是慕安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任何重要的讲话都要留出比较多的时间进行现场互动,讲话者需要回答大量的即席提问,主办方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刺激思考,鼓励不同观点的辩论,为与会者提供有利于判断的多元视角。这也是慕安会的会场总是气氛热烈和活跃的重要原因,也因此而充满吸引力。但是,近年也有些重磅的受邀演讲者拒绝答问,这样的会场往往比较沉闷,人也会少许多。
现场举手提问的人很多,5G是提问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有人问到美国在5G政策上是否存在两党分歧,也有人认为5G在当前是比意识形态冲突更重要的“技术战”。佩洛西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再次说道:“互联网让交流更加民主,有时候更好,但是有时候并非如此。如果扩展传播和交流的同时向专制倾斜,那就是在阻碍民主。这不是毫无关系的。”
佩洛西的讲话漏洞百出,对中国的评价和判断蛮横,我早就听不下去了,思忖了一下,决定针对她把技术政治化这个漏洞反击一下,我举手表示希望提问。主持人克拉斯特夫与我相熟,相互也有过辩论,他知道我提问题一向比较尖锐。作为顾问委员会成员,我们在会场有优先权,所以他看到我举手就让我先讲。
我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我来自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然后提到佩洛西几年前对中国的访问很有成效,接着转向我的问题:“技术是一种工具。中国自从4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引进各种各样西方的技术——微软、IBM、亚马逊在中国都很活跃。我们使用的1G、2G、3G到4G技术都来自西方国家,来自发达世界,而中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很成功,没有被这些技术威胁到。为什么如果西方国家引进华为的5G技术,就会被威胁到其政治制度?您真的认为民主制度已经如此之脆弱,可以被华为这样一个高科技公司威胁到吗?”
佩洛西从我站起来讲话时就开始问主持人:是中国人吗?她可能完全没有想到这里会有中国人给她提问题。我讲话语气柔和,甚至可以说态度是友好的,话音一落,会场响起相当热烈的掌声,可见我的提问引发了一定的共鸣。这个提问点到了她的长篇讲话中逻辑难以自洽的关键漏洞,佩洛西一时找不到回应的焦点,回答颇为闪烁其词。她避而不谈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不是脆弱,而是以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对中国的内政大加评论。声称,选择华为的5G就是选择成为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30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国的贸易、知识产权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继续走这条路(靠近华为)要千万小心,除非你想最终成为一个像中国一样的社会,或者一个像中国一样的经济体,在那里没有自由的企业制度。”
虽然言不对题,她也不忘说些好话,表达对中国的友好态度,由此可以看出她在公众场合老练的自律习惯。她说:“我访问中国时讨论了气候变化的问题,中国在解决气候问题上走在世界的前列,有很多很好的办法,我可以都列举出来。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合作。”
但是她显然不想以此作为讲话的最终调门,于是再次强调:“这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压抑自由的想法在中国是存在的,甚至越发严重。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想要信息自由,如果你想建立共同的信念并尊重人权,那就别靠近华为。”佩洛西的语速越来越快,可能会场的掌声对她有所刺激,她好像面对欧洲盟友有些恨铁不成钢,再次强调:“相反,让我们变得国际化些,一起建立一些能带来信息自由的东西。而且我说的这些意见在美国有着两党的共识基础……”
朔伊布勒抢过佩洛西的话茬,他没有针锋相对地反对谁,而是说道:“确保自由需要多样化,垄断和寡头我都不喜欢。”
这场论坛的内容很丰富,现场提问者还提出了跨大西洋关系、民粹主义等方面的问题。最后主持人在总结中提出:“是否如果德国之声在中国被接受,华为就能在欧洲被接受呢?”对此,佩洛西没有正面回应,但再次申明:“美国人为大家许下庄严的誓言,要保护和防卫,安全是我们讨论的核心议题。”
从现场回应来看,欧洲人对美国提出的要求是存在犹豫和怀疑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他的论坛上提到几个有趣的数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9的民调显示,法德受访者中认为美国是最大威胁的占比均为49%,认为中国是最大威胁的分别是40%和33%。欧洲人对美国的看法已不再是一边倒的态势。
论坛之后,与会的一些欧洲人找到我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在他们看来,中美之间还是需要有更好的沟通,同时,他们也希望中国人能够重视和解决在与欧洲国家和欧盟关系中一些的具体问题,给当前的国际关系增加一些确定因素。我在这次交锋之后,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人在国际上多出现多讲话的重要性。尤其近年美国一些政客到处攻击中国,肆无忌惮,必须要让世界更多地听到中国人的声音和理性客观的观点,去对冲美国政客的非理性攻击,维护我国的外部环境。
(作者傅莹为外交部前副部长、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摘自《看世界2:百年变局下的挑战和抉择》一书,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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