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如何从货币史角度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

在中国货币史的研究中，存在一些错误的思维，使得相关的研究存在不少误区。晚近有的学者认为货币的退藏无损于“货币经济”；有的专注于各朝代的货币发行，却无视货币数量变动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还有的从“手交货币”的方式论述货币“非对称性”的存在，主张各地域存在不同的通货偏好（所谓“自律性”），因此货币的多元纷歧不会造成市场的纷扰。

但是最近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以上的观点不仅不符合中国货币史发展的史实，反而给中国货币史的研究造成了理论上的障碍甚至是结论上的错误。如果采用正确的货币理论，中国货币史的研究不仅具有经济史的意义，还能在中国治乱兴衰的解释上打开新局面。4月15日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彦良做客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百场校级学术讲座，做了一场讲座，题为“论点、论据与论证：货币史研究与货币理论概念的形成”。围绕上述问题，他与华东师大师生分享自己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

中国货币史研究缺乏货币理论

中国货币史权威彭信威曾说：“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总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理解历史。”讲座一开场，陈教授即引用此话并指出，历史上物价的变化牵动人民的生活、社会以及意识的改变，甚至王朝的兴衰。然而价格与货币是一体的两面，且可说价格波动、变化的核心正是货币，由此可见货币史研究的重要性。

但以往中国货币史的研究却多以货币史与钱币学为核心，很少使用货币理论，尤其是不能注意到货币的“流动性”这一功能。陈教授认为这样缺乏理论基础的研究方式，很难开掘出中国货币史的真正意义，更难以从货币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的治乱兴衰。

陈教授说，从货币存在的本质着眼，“流动性”是其所以成为货币的理由。而从宏观的角度看，整个社会具有的“流动性”的高低，亦可以从货币的数量以及流通的情况中判明。明确了货币的流动性功能之后，可以推演出一个重要的认识：以流动性高的货币为交易媒介的“货币经济”，较之以流动性低的实物为交易媒介的“自然经济”，以及几乎完全没有流动性的“自给自足经济”，三者在运作的本质上有极大差距。不同交易媒介在流动性上的差异，正好说明其各自代表了极为不同的经济运作模式。若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考察交易媒介流动性的高低，可以作为判断某一时代货币经济发展或不发展的标尺。这样看来，货币的拥有流动性及其为人类社会带来的作用，特别从降低交易的无效率和增加转换的方便性来说，无疑是正面的，且在经济发展上不可或缺。

市场中流通的货币太少造成的情况称作“流动性不足”；货币太多造成的则是“流动性过剩”。前者等同于通货紧缩，后者等同于通货膨胀。在传统历史上，前一现象可与“钱重物轻”相对应，后者可与“钱轻物重”相对应（假定生产与人口等其他因素不变）。无论是流动性过剩或是不足，都会造成交易的妨碍，对市场的运作带来阻滞作用，就此而言对于经济必然有害。

中国古代社会存在通货膨胀吗？

有些学者认为古代金属货币时期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所持的理由是通胀只会在“名目主义”的纸钞制度下发生，在金属货币时期，“金属主义”下的货币制度则不会，因此时钱为铜铸，钱的价值，等于钱币材料费用加上铸造的花费，钱的价值主要依靠实物与劳动力，因而通胀不可能发生。针对以上说法，陈教授指出，若铸币者（往往是政府）不遵守金属主义的原则，就可能发生通货膨胀。一旦铸币者违背信用，发生偷斤减两等价值灌水的现象——这种做法目的无非是铸币者为了要增加手中的钱币数量，则已表明此时金属主义已经消失，让位给名目主义，实际上即已造成钱币的实际价值与其法定价值的偏离，意即实际的价值低于其法定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货币数量即将增加，后果必是物价上涨，亦即通货膨胀必然出现。

陈教授还引用国内外学者的看法，来质疑中国古代不可能产生通货膨胀的谬见。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许尔斯曼指出：“在银行业时代来临以前，减低成色是通货膨胀的标准形式。减低铸币成色有两种意思：（1）不更改印记而降低纯金属的含量，（2）在硬币印上名不副实的数值。”

彭信威也曾归纳出类似的观察：“尤其是减重后的铜钱，没有人用作宝藏手段，所以中国古代铜钱的数量，在市场需要不变的条件下，是能影响它的购买力的，在实行减重之后，情形更是严重，等于通货膨胀。”

陈教授引用《后汉纪》的记载：“（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卓发洛阳诸陵及大臣冢墓，坏洛阳城中钟簴，铸以为钱，皆不成文；更铸五铢钱，文章〔轮〕郭不可把持，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百万。”这条史料说，货轻物贵以至于人们买粮食要付出比之前多的多的铜钱，毫无疑问，这就是通货膨胀。

陈教授还通过考古资料来证明两汉的通货膨胀现象，1986年河北滦南县曾出土了汉代一批钱币，其中西汉五铢钱平均每枚重3.5克，东汉五铢钱每枚重3.4克，减边五铢钱平均每枚重1.6克，这说明到东汉晚期五铢钱的质量和重量都严重下降，相对于西汉出现货币贬值、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与治乱兴衰的关系

陈教授认为货币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钱币学或考古学，更应该通过理论的应用，对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做出经济史的解释。

学者谈到东汉灭亡一般会上溯到黄巾起义及其造成的军阀割据，陈彦良教授认为，进一步而言，黄巾起义其实有通货膨胀的背景。由于汉代“行钱制”的发展，政府发行钱币时逐渐失去信用，造成钱币的形制的变化与重量的减小。

汉桓帝实行“宽锲薄之禁”即暂缓禁止刮削钱币，本来刮削钱币就使得钱币质量变差，即造成通胀形势的加深。汉桓帝又纵容这种刮削钱币的行为，实际上是东汉政府放弃了金属货币的国家信用，造成剪边五铢的爆量出现，推动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形成。于是，东汉晚期不仅物价高涨，因钱币的轻重混杂导致交易困难，市场崩解，社会经济直线下坠。陈教授说东汉的灭亡固然与外戚专权、党锢之祸有重要的关系，但是从经济史的角度考虑，东汉朝廷一手催生的通胀与紊乱的币制让老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最后铤而走险，黄巾起义因之而起。

对于两晋国力的逐渐孱弱，陈教授也从货币史的角度进行阐释。他认为两晋是通货紧缩严重的时代，由于两晋政府基本不铸钱，再加上汉末以来的兵祸，市场上能够流通的钱币就变得非常少，这就是通货紧缩。出现通缩之后，当时的农、工、商业皆无足够的钱币进行贸易，百姓难以生存，政府也很难实行有力的政策。整个社会经济处于贫困的状态，这是两晋国力衰落的重要原因。

关于西晋末年出现的五胡乱华，传统的史学家主要将原因归结于当时错误的民族政策与恶劣气候。陈教授认为这些说法固然有理，但是忽视了通缩的作用。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在边地，严重的通缩使原本脆弱的边陲社会经济陷入更深的困境，这是五胡乱华之所以发生的背景。

中国历史上货币的多样性与趋同性

货币的多样性对应“市场的多层次”理论，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是日本的黑田明伸。黑田认为，某些市场偏好这一类货币，而另一些市场偏好另一类货币。正因为如此，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就可能因此存在着多种定价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持有不同货币的双方，便不能以固定比价的“对称”方式进行交易。这就是其所谓“非对称性”的现象。黑田的核心观点是，市场本身具有不得不使通货分化的不对称性。

黑田这种货币多样性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就可以找到例证。战国时期，秦国用圆形方孔钱，齐、鲁用刀币，三晋用布币，楚国用蚁鼻钱。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多种货币并存。晚清民国时期，市场上既有银两、银票、大洋，也有外国银元，还有西班牙金币等多种货币，此外各种军阀发行的军用券一定程度上也作为货币使用，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陈教授认为，虽然中国、西方历史上都有货币多样性的情况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黑田的观点是对的。在陈教授看来，货币的多样性并不是像黑田所说的是因为市场本身具有某些偏好。在古代社会，由于讯息取得的困难，更增加了不同货币（无论是出于相同发行者的主币和辅币，或者出于不同发行者的异国通货）之间定价的争议和麻烦。这种争议和麻烦才是“非对称性”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但是货币最重要的职能是流动性，当各种货币在各自流通时，各种市场彼此之间进行交易时，由于人们对于交易成本的降低需求，就会在各种货币中挑选出流通能力最强的货币。这样多种货币就会趋向一致，而不同的市场也会约略同时的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可能会选择较为方便的货币作为法定货币，如果方法得当，就会推动市场的统一与货币的统一。这就是货币的趋同性。

陈教授举例说，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春秋战国各国的货币性质彼此不同，市场上并存多种货币，但是，随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黄金与秦的圆形方孔钱在市场上的流通能力比其他形制的货币强很多，到了战国后期各国逐渐选择黄金为交易媒介，圆形方孔铜钱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广。通观战国政治变动趋势，会发现秦国从西向东征服六国的过程与黄金、圆形方孔钱流通范围的扩大基本一致，而且在此过程中，秦国常常用黄金去贿赂各国政要以瓦解其国力。也就是说，货币统一的势头加速了秦国一统天下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