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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来路⑰｜赤土：苹果与香气

南音

2023-10-04 18:49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记者周平浪图

留在印象中的老师们似乎大多三十岁上下，毕业于省内各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说起来这也是我父亲的母校，他有位男同学是校长的儿子，当时留在学校里管实验室，还有位女同学是营业员，在学校斜对面的乡供销社站柜台。供销社营业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正好和我同学（一个寡言白净的家伙，脑袋很大。我一认识他，就对他那种伪装成镇静的内向极感兴趣，只是那时我们太小，没有深入了解彼此的机会。多年后，他成了县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帮了我父亲很多忙，我们联系也多起来。然而年少时错过的一切无论如何找不回来了）。初级中学实验室管理员、乡供销社营业员、我父亲，我无论如何不能在他们之间画一条时间的连接符，更不要说等号。当时我觉得他们来自三个世界，前两个世界是后一个世界的尽头。

我父亲上初中时，校舍还没有盖好，最重要的课业似乎是挑砖盖房子，因此每天都很饿。我在他挑的砖建的教室里上课，在他挑的砖盖的宿舍里睡觉，走在他挑的砖铺好的水泥台阶上，有时还会翻过他挑的砖砌起的围墙。那时候我很矮小，总是坐第一排，我父亲应该比我还要矮小。

挑砖，一般是拖拉机把经烧制的红砖拉到工地，司机用活动砖夹夹起四块或六块红砖，放在一只竹畚箕里。两人运一只畚箕谓之抬，一人运一只畚箕谓之拎（赤土话说geē，意为“拿”），一人运两只畚箕才叫挑。凡是挑，都很累人。我挑过水，挑过菜（特别是冬天的白萝卜），挑过秧苗，挑过粪（将稻草扎成把，一节节首尾相连摆放在地上，如同草龙，家禽家畜的粪便发酵后掺了草木灰和浮土，堆在草龙上，点火闷烧。这是一种处理生活垃圾的方法，过火后的混合物是很好的肥料。赤土话中的“粪”，主要指这种土肥。我家庭院整洁，很大程度上有赖祖父善于也勤于烧粪），几趟下来，觉得腰背肌肉麻木（赤土话说这些地方“就像不是自己的”），不能想象我父亲少年时做这样的重事还能身心完整。实际上，四十年后，我父亲在上海中山医院被确诊为原发性心衰，主治医生也是著名的科普作家，她对我解释说，所谓原发性在这里是原因不明的意思。总之，为了向肌体供血供氧，父亲的心脏肌肉变得厚而坚韧，这个过程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我父亲的学校在我和妹妹毕业后已经重建，他挑来的砖头如今必定不在其中，但1991年9月至1994年7月这段时间里，我每天跟它们发生密切互动。我在我父亲挑的砖砌就的水池里接水，在这些砖盖成的食堂窗口打饭——食堂窗口太狭窄，中午排队的人多，年纪大一点的学生公然插队，排在后面的学生怕吃不上饭，一哄而上，蜂拥在窗口。僵持时常常可见一把长柄勺子从窗口伸出来，不分青红皂白朝学生头上乱打一气。

晚自习结束、教室熄灯后，我还要去班主任家里读一会书。班主任住在两间一套的教师宿舍里。在外间的灯光下，我闻到里间传来一阵苹果的清香——没什么比冬天苹果的气息更符合清香这个词字面上的意义，这凉飕飕的空气中温暖的香气，让我意识到很多事物的存在无须以功能为前提。它们的存在或许有其理由，但那理由到底是什么，是我无法说清的。不可能用必需或非必需来界定这些事物。苹果和苹果的香气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但什么对人而言是必需的，什么又是非必需的呢？前者是食物，可以补充宝贵的能量和维生素，后者磨砺人的感知，使其变得敏感、丰富而深沉。我沉浸在这若有若无的香气中，从没有想过，眼前这两间房子里，说不定也有几块砖头，是从我父亲瘦弱的肩上卸下来的。

初中二年级，我父亲需要一本《新华字典》，祖父不肯买，于是我父亲就辍学了。这不是他学习生涯的终点。他通过自学和“文革”时期为农民办的短训班，掌握了许多知识技能。他完全可以当会计、电工甚至赤脚医生，但到头来一直在种田。他会烧电焊、修电机、开拖拉机、种蘑菇、培育杂交水稻，甚至用一根竹签加上细铁丝做成圈套逮兔子，但他并没有成为焊工、修理工、拖拉机手、蘑菇种植户、农技员或猎人，所有这些可以称为专业（至少是副业）能够带来现金收入的工作，在1990年代之前，都和我父亲无缘。

为什么我父亲没有成为教师或供销社营业员呢？他们看上去比我父亲活得轻松得多，尽管我父亲看上去比他们更聪明——我一直这么认为，直到我的年龄超过我父亲在1990年代中期的年龄。到了这个年龄，大多数人都会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有限的智力差异对生存处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除非这种差异大到被视作基因突变的程度——即便如此，智力水平与幸福也不会呈现正态分布。与我们的生存处境和感知关系更密切的，是一些被哲学家称之为外部因素的事物：家庭、宗族、村庄、国家，风俗、惯例、法律，机会平等、流动性与政治参与，凡此等等。这些事物介于符号与实体之间，很大程度上与价值而非事实关联，就像苹果的香气，提示并标识着苹果的存在，并将苹果之间的差异以真实可感的方式揭示出来。尽管如此，我们无法以感受苹果的方式来感受苹果的香气。苹果的香气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抽象之物，必须用符号才能传递它的存在，而符号的意义——譬如“清香”一词——取决于共识。社会制度和以社会制度为中心的许多观念都是这类抽象之物。21世纪的前20年里，这些抽象之物的运作，最终使乡村中职业身份之间的差异大大贬值，人们被命运扼住咽喉（而非相反）的窒息感略微有所松弛。

我祖父总是预言我会成为教师，因为我小时候话多，让大人深以为苦。我一度觉得教师是个不错的职业，直到初中二年级目睹老师和最后排的同学发生冲突，才打消这个念头。冲突是老师挑起的，一开始学生选择隐忍，后来老师的言语和肢体动作渐渐升级，学生开始回嘴，直到两人厮打在一起，最后发展到老师逃出教室，学生在背后紧追不舍。教室里骚动起来，靠窗的学生都趴在窗户玻璃上，观望事态发展。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失望到了极点。

很多年以后，我和一位乡村初中教师成了研究生同学（我称他师兄），从他那里，我才真正了解乡村中学老师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师兄其貌不扬，面对不如意的事，却有惊人的镇定，似乎早就料到并做了最坏的准备。他那有趣和富有同情心的灵魂，很少为人所知。人性的深度极难探测，而且师兄善于表演，把庸人和俗人形象演得惟妙惟肖。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我相信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但所谓非如此不可，也可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算起来，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和师兄分别已经整20年了。15年前，也就是我们分别5年后，我曾为师兄写过一篇文章，有必要引用在这里：

师兄研究命相之学，前来请教的师妹和师姐络绎于途。她们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师兄的解脱之道完全一样，他教授的人生观，可以总结如下：人的生命正如一根蜡烛，只是一隅之明，种种不测却像四面有风阵阵吹来，随时可能将蜡烛吹灭；但正如你所见，烛火对风是完全无能无力的，要想不被风吹灭，唯一的出路是时刻保持火力旺盛——让我们的情感、理智、能力和信心保持在最佳状态，一点不能有闪失。

经历了躁动不安的1980年代，整个1990年代里，师兄一直走在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上，想尽办法，一点点把自己从偏远山区调动到丘陵地带，并在世纪末调进县城附近的郊区中学。新世纪之初，他作为老光棍考上研究生，完成关键的人生转变，后来进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学任教。我这个年纪的人很难想象这条路的坎坷程度。因为脆弱，所以要时刻保持强大，师兄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出的人生观，从悲观主义上升到超人主义，才能有心灵鸡汤——说鸡血更贴切一点——的效果。

但我觉得，要得出师兄的结论，倒也不必去推演易经——更不要说什么面相手相之术了。我们在中学时代学过老舍的《骆驼祥子》，熟悉那种稍一懈怠，就会坠入无底深渊的境遇。我们都在农村生活过，观察那里的经济状况就可以知道，除了彻底崩溃的时刻和随之而来的短暂的休养生息时期，中国的农业经济始终保持着危如累卵的状态。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几千年。

黄宗智教授称这种情形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产量增加源于不断投入劳动力，而不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所以这种增长不可能持久。师兄尽管不是农民，却受制于农村的生活，尤其在90年代初期，他的工资由乡政府发放的时候。经济学家看待工业化之前的农业，着眼于人口产出与粮食产出的关系，术语称作“马尔萨斯陷阱”。道格拉斯·诺斯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觉得，西方的崛起意味着制度终于调适到了某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更少土地可以养活更多人口。17世纪荷兰率先做到这一点，随后是英国，它们凭借的是商业和工业革命。毫不奇怪，这两个国家都有人多地少的问题，而土地较多的法国和西班牙，因为动力不足，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时间竟然晚了两个世纪。

只要“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状况不改变（更何况历史上更常见的是零增长和实际上的倒退），不管师兄多么强调自己是超人，也有绷不住的一天。实际上，在法国和西班牙逃离“马尔萨斯陷阱”之后又过了两个世纪，且承受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生育管制，中国才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照诺斯的说法，造成这种局面，人口本身其实不是问题，问题还是出在制度上。

我的第一本社会学教科书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这本书又名《中国农民的生活》，是1938年写的，我读到的时候恰逢此书写成60年。读下来心情很黯然，觉得我所知的农民生活和60年前太湖平原上农民的生活相比，只会更辛苦。后来湖北有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写信，信里描述了一幅非常悲惨的农村景象，并且总结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如果和费孝通的著作做比较，这封信没什么学术价值，但很有道德感染力。但从诺斯的角度看，中国农民的悲惨境地乃是制度使然；他们遭到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剥夺，且不能通过转移到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得到补偿，因为制度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还抑制创造性劳动。这不是改善官员的道德品质可以解决的问题。

《中国农民的生活》其实是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因此写这本书时他还很年轻。在该书结尾部分，费孝通表达了自己热切的感情，希望国家能够强大起来，以便造就一个统一的市场，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到城市和工业部门，早日摆脱岌岌可危的贫困生活。这种感情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是很常见的。从好的方面说，他们在道德和情感上和农民联系得很紧密。从坏的方面说，知识分子寄希望于强大有力的政府会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危机，最后发现不过是缘木求鱼。有时候国家会变成农民的敌人，甚至是一切有志于改善个人生活的中国人——比如我的师兄——的敌人。整个1990年代，有一个噩梦始终追随着师兄，那就是他随时可能重新沦为农民：一次婚姻，一次教学事故，都可能中止他艰苦的进城之路。这种恐惧正是那套心灵鸡血命相学的来由吧？

这篇文章虽然提到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但对技术进步和市场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的作用缺少切身体验，因此唯一的重点放在国家与个体的关系，特别是维系着国家-个体关系的身份制度上。在师兄的故事中，农民/非农民是两个看上去对立但彼此支撑、并且包含着转化可能的范畴。在解体与重构的1990年代，两个范畴之间的鸿沟松动，释放出生产力和意义感，导致社会流动增加，也给师兄这样位于二元结构边缘地带的人口带来强烈的不确定性。

收缩中的国家有点像《幽灵公主》中战败的野猪，被物化的怨念缠绕，毫无目的地消耗着自身，绝望地试图维系身份与合法性。这种物化的怨念，在电影里被表现为数不清红色大蚂蝗似的虫子。它们啃噬宿主，驱使它们从有尊严的失败者变成毫无原则的破坏之神。野猪穿过森林进入村庄的过程中，沿路播撒死亡，红色虫子不断脱落，所及之处均草木凋萎。这就是师兄的处境。像他这样的乡村教师，被排除在财政支出结构之外，学校必须直接汲取学校周边农业社会的产出，才能维系自己的生存。在1990年代末乡村的大衰败中，那些从国家身上脱落的公共机构，都是靠农民向国家缴纳地租的同时所缴纳的国税、地方税、附加税（用于教育、电力、水利等领域的专项税种）和名目繁多的提留苟延残喘。提留是一种没有明确授权的人头税或土地税，主要用于维持乡政府和村委会的日常开支。现金收入极端缺乏的那些年里，非农人口和农民对现金收入的争夺极为残酷，如同虾夷族的村民目睹充满怨恨的野猪横冲直撞，双方都意识到，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某一年在收到用稻谷支付的实物工资后，师兄决心通过考试，进入财政资源分配的相对上游。这花去了他好几年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将他塑造成了一个不同的人。师兄很可能是“911事件”发生当天重返大学的，而我因为某些原因，到9月14日才在新闻系本科男生宿舍里看到当周的报纸。这一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两件事对师兄和师兄的前同行们命运的影响，要到很多年后，我们才最终弄清。

责任编辑：王昀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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