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如此｜被低估的大师：“创造性破坏者”约瑟夫·熊彼特

今年（2023年）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逝世140周年。就在马克思逝世的那年，诞生了两位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巨擘：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所以，今年也是这两位划时代的经济学家诞辰140周年。

凯恩斯从不确定性出发，把宏观经济的衰退归因于公众的“动物精神”或者说“非理性预期”，以此为基础创作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全面地更新了人们理解现代经济系统的视角和方法。现代宏观经济学从这一颗橡子开始，在短短数十年里快速成长为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参天大树。也正是因为这一事实，我们将凯恩斯视作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 著，高鸿业 译，商务印书馆1999版

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一样，熊彼特论述创新和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出版，也意味着经济学发展史上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甚至不妨说，和凯恩斯一样，熊彼特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并且与凯恩斯相比毫不逊色。现代宏观经济学有两个重要分支：研究经济短期波动的经济周期理论，和研究经济长期趋势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果说凯恩斯是经济波动或者说经济周期理论的创始人，熊彼特则是经济增长理论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不仅如此，熊彼特还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现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问题。

《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 著，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胡和立、叶虎 译，商务印书馆1990版

因此，我常常想，即使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凯恩斯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似乎要明显高于熊彼特；但是，在一百年、两百年之后，那时的经济学家回顾20世纪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熊彼特和凯恩斯共同奠定宏观经济学的基石这个判断，应当早已成为学界共识。

具体而言，熊彼特在经济思想上最重要贡献，在于他独具慧眼，将现代经济发展的源泉追溯到由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创新活动。他对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进行深入思考，并形成奠基性的理论框架，从而成功地将经济学从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拓展到动态分析，并且成为现代发展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的源头活水。

此外，熊彼特和凯恩斯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的思想都源自一个重要，然而却被现在的主流文献有意无意忽略的关键概念：不确定性。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熊彼特和凯恩斯两人关于经济周期的思想，因为不确定性这个概念而有着内在的亲缘关系。

和凯恩斯革命一样，熊彼特的这场革命，也是从对斯密古典经济学的忠实继承者——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开始的。

在《国富论》的开篇，斯密提到劳动分工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提升的根源，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则有助于分工的深化。因此，斯密的理论本质上就是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不难理解，市场规模的扩张和分工的深化，一定是由某些个体、某种力量推动的。现代经济中，市场扩张和分工深化的进程是持续不断的，那也就意味着这样的个体和力量是作为常态持续存在的。

于是，很自然的问题是：这样的个体和力量分别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说清楚，工业革命之后人类为什么能够跳出低水平的“马尔萨斯循环”的问题就无法回答。

然而，市场规模的自发扩展和分工的深化，在斯密那里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或者说，斯密可能根本没想过这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这一局限在由马歇尔最终完成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有着充分的体现。

在《经济发展理论》的开篇，熊彼特首先描述了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他将这个假想的经济体称为“循环流转”。这是一个没有技术进步、没有要素禀赋积累、没有人们偏好变化的完全竞争市场。在这个由价格机制协调的经济系统里，资源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配置，不同个人和企业的比较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和商品在这个系统内部，通过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环，但也一直停留在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既没有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没有经济总量的增长。

这个经济学专业本科生耳熟能详的一般均衡状态，如果斯密看到了，也会觉得非常吊诡：一个私有产权和价格机制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竟然没有内生出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怎么可能呢？

熊彼特也是这么看的。他说，这个循环流转模型是完全脱离现代经济实践的。熊彼特思想的要义，可以简单概括如下：现代经济的关键特征，就是不断地向前“发展”；发展的本质则是创新，也就是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而让“创造性破坏”成为现实的，则是雄心勃勃、敢闯敢干的企业家。这一思想，在后来罗默、鲍莫尔和阿吉翁等人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和拓展，至今不衰。可以说，熊彼特不仅从经济系统的经验现象中提出了“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也在经济思想中践行了“创造性破坏者”的角色。

和凯恩斯一样，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也植根于“不确定性”这一关键约束。他关于企业家精神和作为“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活动的理论，也是对人类社会因应不确定性冲击的行为和动因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

引入不确定性之后，和凯恩斯一样，熊彼特也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与斯密的重大差别。在斯密《国富论》的叙事当中，所有社会成员都是普通人。斯密并不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而熊彼特则强调，有一些特质在人与人之间并不相同，而且差异还相当大，这种差异就是企业家精神。

按照熊彼特的叙事，在前述那个没有不确定性冲击，从而一直维持着静态的循环流转的世界里，了无生趣。好在现实世界是会不断遭遇不确定性冲击的。在不确定性冲击面前，有的人看到的是机遇，或者说通过创新获得成功的机会；而另外一些人，则因为茫茫无计而希望得到指引。

熊彼特说，在人群当中，前一种人是少数，而后者是大多数。于是，自然地，前者就成为领导者，后者则成为由领导来组织和指挥的追随者。前一种人，就是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他们乐于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大胆尝试的特质，被熊彼特称作“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打破常规实施新组合的行为，熊彼特称之为“创新”。创新意味着生产资源的新组合，这种将生产资源重新组合起来的过程，熊彼特称之为“创业”。从全社会范围看，一些企业家新组合的成功，必然意味着原有组合方式的淘汰。因此，熊彼特将由企业家精神驱动的这种创新活动的特质归纳为“创造性破坏”。熊彼特指出，企业家的这种创造性破坏，正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正是熊彼特的这一理论，不仅为经济发展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且为宏观经济学中至今方兴未艾的内生增长理论，或者说新增长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经济学发展史上颇为常见的是，前人筚路蓝缕获得的深刻洞见，往往被后来者粗放地继承。人们一望而知的部分，被捧上神坛，而真正的精髓则常常被弃之不顾。熊彼特的理论也没有躲过这一命运。一个世纪以来，熊彼特思想中最有创造力的部分，时常被提起，但很少有人真正应用。徐青藤所感叹的“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并非虚言。

现代经济学正沿着一条“亲数学”和“亲数据”的道路，或者说是使用数学和数据成本最小化的道路，快速发展。但近年来这条道路显得越来越拥挤，或者用今天流行的话说，经济学家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内卷”。内卷的本质，无非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进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要跳出“红海”进入新的“蓝海”，基本的出路是“升维”，也就是在更多维度的空间里开辟更多的赛道。“升维”的一个看似艰辛而实则便捷的路径，可能就是重读经典。在凯恩斯和熊彼特两位重视不确定性的思想巨人诞辰14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前贤洞见，也是希望能够从中找到面向和应对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的灵感。

[作者李辉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教授、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兴趣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学、世界经济和经济思想史，出版有《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研究》、《大国经济学》（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