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生死事，方为大学问——追忆赵化成先生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这一天还是到来得太快了。听到赵老师昏迷的消息是11月7日的17点50分。不到三个小时，20点42分，老师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广州还是离得太远了，两千多公里的路程，无论如何也见不上最后一面了。于是半个月前的那次见面，就是此生最后一次了。

平生不惧死生事，学问每常笑谈中

去年十月，赵老师联系我，说想把给我的《长安城与罗马城——东西方两大文明都城模式的比较研究》一书写的序收进“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中他的个人文集里，但他找不着当初的文稿了，希望我能提供一下。因这套丛书是学院的先生们人各一本的，此前赵老师也偶尔让我帮忙找一些早年的文章，当时只觉是寻常，并未多想。由于我从七月底便在英德岩山寨带学生实习，手上一时没有那篇文稿，便和老师说，我过些天刚好有事要回广州，回去再发给他。但工地发掘任务繁重，一时抽身不得。一周多后，老师忽然再发微信来，问：“你还没回广州吗？”可能觉得太急，又补了一句：“找到后发word版，仔细校对，我就不再审阅了。抱歉，院里催稿。”当时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在与老师二十年来的相处过程中，深知他的为人和处事方式，从来愿意别人麻烦自己，十分不愿意麻烦他人。他交待我的事仅说一遍，从来没有这样二次催促过。不审阅就更不是他的行事风格。当年编《汉唐陵墓制度研究》的课题结项报告，他每篇文章都逐字逐句检查，连空格、标点符号都不忽略。不过那时也未多想，觉得可能确实因为催稿太急，便赶快找了个时机回广州，将文稿发给他。

直到一个月后，才听说他身体有恙。但同门皆不知具体情况。我发微信问候，他只回：“又出点问题，能否渡过劫难，听天由命吧，勿念！勿传！”心里瞬间咯噔一下，赵老师很少说这样听天由命的话，还用“劫难”形容，恐怕这次真是比较棘手了。

赵老师是位勇者，也是个“奇迹”。自35岁那年患鼻咽癌痊愈后，癌症这种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对他来说，就像场流感一样普通。他并不讳疾忌医，也不避言生死，在他身上，看不到癌症痊愈后那种害怕大病再来的战战兢兢。尽管多次的化疗让他留下了手抖的后遗症，他却不无得意地说这令自己的签名十分难模仿，因为“一般人抖不出来”。他战斗经验丰富，三十多年来，四次战胜癌症。他先后罹患鼻咽癌、肺癌、甲状腺癌和肾癌，无不是消失一阵去治病，过上几个月又笑呵呵地出现，神采飞扬地说：“我又好啦。”他常用自己来鼓励病友，我们也用他作为案例来鼓励身边一些得病的亲友。但从2016年起，其实心里怀有隐忧，因为算一下他每次癌症的间隔时间，会发现越来越短，我害怕这意味着他更经常地面临危险。但赵老师总是那样乐观，他为自己认真地规划了比平常人更严谨的体检时间表。所以，虽然棘手，我想，这次也没问题的，搞不好他的身体已经适应了癌细胞，他们早已能和平共处了。

2018年，赵老师在“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笑容可掬地点评发言

后来陆陆续续地联系着。直到今年三月，才听说他这次得的是胰腺癌。这种癌中之王，十分难对付。同门们分头四处搜寻方法，希望为他寻得生机。我在高校，数据库资源丰富。赵老师常把一些疗法发给我，把他的详细病历和检查报告也发给我。我不停地检索着相关文献，搜寻着国内外各种药企、医院、研究所的新药、疗法和试验组。我们常常通过微信和电话讨论、分析各种疗法的有效性和数据的问题。虽然对医学一无所知，学术的逻辑却有一些相通之处。这样频繁的客观而理性的讨论，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毕业多年之后再度回到求学的时光，仿佛赵老师并没有生病，而是带着我在做一种叫作“医学考古”的新研究。虽然报告里的各种数据都显示，他的情况并不乐观，但赵老师怀着做研究一样的心态，不介意详细分析自己的情况，又让我觉得，他的躯体和思想是一分为二的存在，生病的只是一部分的赵老师，作为思想的赵老师依旧是生机勃勃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我降低了对他患病本身的忧虑，总觉得奇迹说不定会发生。同时，也感觉到，老师是真正把对于学问的热爱渗透到了骨血里、沉潜到了灵魂里。他对生命的态度，就是学问本身。

初夏的北京，天气好转，赵老师的化疗也进入了间歇，情况稳定，他也终于答应让我们去探望。虽然医案显示疗效有限，老师也瘦了许多，但他依旧神采奕奕，据说仍笔耕不辍，和我们聊了一下病情，又开始兴致盎然地聊起了一些新的发现和研究。

这半年来，是我从北大毕业后最频繁地回北京的一年。常常周五晚上坐趟动卧，周六一早到，看看赵老师，晚上又坐趟动卧，次日清晨到广州。广州四季常绿，北京的植被却一次比一次萧瑟。每次穿短袖上车，而下车之后的衣服，也逐渐从短袖变成长袖，甚至需要加件外套。

赵老师是最深知自己病情的人。8月下旬再次去看他之前，他叫我带上移动硬盘，说要拷资料给我。此前他就提到担心自己有几部书稿来不及完成了，想把秦和戎相关的资料托付给张寅师弟，把周制和汉制的材料托给我。当时我们说还是等他好起来亲自完成。这次他再提出，我却第一次没有回老师的微信。现在想想有点后悔，很想告诉老师说，我不是畏难，也不是不愿意接手。我只是抗拒这种托付后事的感觉，理智上我知道老师这关难过，但是感情上，无法接受。其实我那天专门买了一个新硬盘带去，但我没告诉他。他那天也像平常一样谈天说地，只是已经没体力再带我们出去吃饭了。他觉得不大好意思，非让我们吃一碗师母做的凉皮，又塞了许多水果和零食，说大老远来趟不容易，路上饿了可以吃。我们劝他出去走走，不妨到处看看工地，或者答应一些讲座的邀约。他担心精力不济，万一讲不好或出什么问题，会给人添麻烦。不过他谈起田野，谈起研究，眉飞色舞，一如既往，只是忽然又感叹：“考古好玩得很，可惜现在玩不了了。”临走时，他说，回头把资料用邮箱发给你们吧，我现在也没精力开电脑了。回去后一直没有收到他的邮件，莫名觉得安心。

9月下旬去见他，已经半躺在校医院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更加地瘦。这次去，我没有提前打招呼，也很忐忑会不会让他不高兴。但他见我走进病房，显得很高兴，从病床上起来伸出两只手跟我握了握手，说：“来北京了？待几天？”我说：“一天。”他“噢”了一声，好像有点失望。其实很想像在北京的同门一样常常能去陪着聊聊天，但是广州太远、工作太忙，每次只能匆匆来去。也或者，这些都是借口，我只是很怕看见生命流逝的过程，只是害怕谈论生死、研究生死的老师成为他人口中的生死。这次见面，他细细交代了许多，并让我们拿出他包里早已准备好的一个新硬盘，打开他的电脑拷资料。他的声音忽强忽弱，思路却流畅清晰，提示了一些日后整理文稿的要点，还嘱咐我们记下来。他说他是唯物主义者，并不畏死，只是病痛太折腾人。拷完文件，日影开始西斜，他疲倦地往床上一靠，我们也就离开了。

10月19日，去北大开会，恰好那天上午师母要去开药，无人看护赵老师，赵欣师妹托我去照看。赵老师这时已经声音细弱，但仍努力提高音量和我聊天。他问我来开什么会，我说是讨论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会。他又问我准备讲什么题目。我说想谈谈考古人类学，毕竟是中大的传统。他说明年要再开这会，你能不能谈谈“考古证据链”的问题，举些例子讲讲考古学是如何通过物质遗存得出观点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考古学虽是基础学科，但却建构了一套封闭性较强的话语体系和论述逻辑，在与其他学科即便是渊源很深的历史学对话时，常常不能为它们所真正理解。赵老师希望能从理论层面去提炼考古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深层逻辑，如此才能真正让考古学参与到对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的阐释中去。接着他又操心起了我们的研究，一一点评着应该如何改进。谈着谈着，鼻子有点酸，但忍住了。我突然明白了“老师”这个称呼背后的千钧之力。年过四十，我也教课授学，知道用心教授学生背后所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他以多年的积累轻轻拨动着你面前纷繁杂乱且沉重的障物，愿意真正从你的立场出发去引导和批评你，直到这份职业的责任感已经成为他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寻常。

那天上午，虽然断断续续总要咳痰，但阳光很好，青昕师姐和晓磊师弟陆续来到。那是我们师生最后的一次交谈学问。遗憾的是，赵老师那天也聊了很多秦与戎的问题，却是我所知极浅薄的领域，只能听他讲，无法接茬。第二天再去，他状况更加不好，只好没待多久便离开了。

后来特意给赵欣发去了大堡子山近年的视频，听说他挺高兴。他应该很想再回到他所钟爱的考古田野里。他一生热爱的三秦大地，那里有黄土万壑、崇山万岭、平原万顷，他曾以步丈量、以心撰述，三寸手铲发千古春秋。田野是考古人的生命，赵老师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也仍在向往。如今托体山阿，或者也是一种回归。

2006年，赵老师在礼县大堡子山田野考古实习工地

师者如春风，远近皆沐之

身为赵老师的学生，接触最多的是他作为老师的一面。回中大前托他为我写推荐信，他很认真地写好，又读一遍，想想，特意加上“与人为善”四个字，一边念叨：“品格好最重要，去到哪里都是这一条。”其实，这几个字就是我眼中的老师。我对“教师”这一职业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赵老师。我教学生时，常常会先想想赵老师是如何教我们的。实际上，我刚工作时，他总不忘絮絮地交待该如何讲课、如何指导学生。

老师很注重结合学生的特点设计科研方向，过程中又会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动不断加以调整。我本科拿到保研资格后，他认为如果想回广东工作，就需要将两广地区旧石器到明清的资料都搜集完，这样才能作为未来开展研究的“数据库”。到北大读研后，他又几次调整了我的研究方向，一步步放大，从一开始的区域性的长江中下游汉墓研究到整体性的汉文化进程研究。2007年，当时已完成了汉墓基础材料的搜集，并从两广开始逐步梳理。但赵老师参与筹办“秦汉——罗马文明展”后，又适逢国家留学基金委开始资助公派留学、北大与罗马三大达成合作协议，便对我的研究方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调整。赵老师提及俞伟超先生曾对秦汉与罗马之间的城市形态、艺术风格及观念有一些见解和困感。而他在参与对比呈现这两大文明的展览时，发现秦汉时期的文物很难在视觉震撼力上超越罗马时期的文物，十分担心普通观众会不会就此误解秦汉的文明成就。许多次他感叹，我们的铁器技术、基础建设（道路、水渠等）、工艺（丝织品、青铜器等）多厉害呀，就是展示效果不如他们好。进而，他又表达了一个不甘。为何国外这么多学者研究中国，开展秦汉和罗马之间比较研究的也都是外国学者。我们对国外的材料不熟悉，会不会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只能听什么？还是要有人从国内学术界的视角去谈谈这个问题。

这项研究开始得艰难。开题时，很多老师都觉得题目大，而且难，担心我能否吃透材料。赵老师告诉我说：宏观研究是可以且有必要做的，国外学者能做的，我们也应该可以。但做宏观研究不要太被细枝末节纠缠住，一定要提炼出关键线索。

我一开始希望去英美，那边也有罗马的材料，而且有英语的基础，较易入手。赵老师却认为，年轻人应该尝试探索，而非因袭，因此要克服困难学习语言直接去罗马，而且最好能下下田野。后来在一篇赵老师的访谈里，看到这也正是他的治学理念：“注重动手能力、基础知识、创新精神、治学的严谨态度、心无旁骛……不搞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创新的东西感觉拿不出手……”（详见北京大学新闻网《赵化成：手铲释天书》）这样的研究确实困难，需要克服语言、文化和中欧治学传统的差异障碍，再转化成自己的认知、提出见解。现在看来，我当年的理解偏差和错漏甚多，不过应不致辜负老师期许。来年再作修订时，当一一纠正，篇幅也还可以再压缩。毕业后赵老师每次和我见面，常和我聊秦汉与罗马还有中欧治学的差异，他虽对罗马的材料不熟悉，听我介绍后，每每三言两语，却令我有茅塞顿开之感。毕业一年后，“一带一路”开始成为热点。再若干年后，“文明互鉴”也成为热门词汇。回想当初，十分佩服赵老师的格局和远见。

赵老师总是那样乐呵呵的，所到之处令人如沐春风。在他的观念里，“老师”虽是传业解惑者，却并非不可挑战的权威。即便对十分尊敬的俞伟超先生，亦是如此。有一次李梦静师妹在课上讨论时提出了与俞先生的《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僤-弹”》一文不同的见解，他十分赞同，有段时间得意地逢人便说：“我学生把我老师的观点推翻啦。”后来徐枫芬师妹在硕士学位论文《汉代画像石中的车马出行图像研究》中也提出了对传统主流观点的挑战，被他赞许了多年。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没有停止过思考。与我们闲聊时，还提及对自己一些观点的重新思考。可惜天不假年。俞先生七十辞世，一直是他的憾事，认为先生若再有多些时间，能出更多的大学问。若再予赵老师十年，也会为学界带来更多充满汩汩生机的见解和思想吧。

斯文之不朽，斯人则长存

老师的研究方向中，最具影响力的成果之一是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研究。我对此了解不多，老师多年来在西汉水流域的调查，以及在礼县大堡子山、清水李崖等地的发掘，可以说占据了他绝大多数的田野时光。因我不做这个方向，和老师一起下过的田野就仅有大堡子山一处。但在我们最后的一次交谈中，他念及最多的就是秦与戎的问题，认为尚有许多可拓展和开辟的研究。他还说到想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写一本《秦史与秦文化》，这期间他多次提到李硕的《翦商》，还问及他的近况。他认为这种书写方式虽与传统的考古学论文不同，但惟有将考古学关于物质文化的研究成果纳入到整体的历史进程中去，才能揭示更深层次的历史全景。遗憾之中的幸事是，《秦与戎：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一稿已交付文物出版社，几篇未完成的稿子也交给了从事相关研究的同门。老师的思考，当能赓续。

另外一项他投入精力极大的便是周秦汉墓葬制度研究。这一问题的提出，最初是俞伟超先生，在《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一文中高屋建瓴地察觉到长时段历史进程中墓葬制度的三次大变革。但具体的论述过程，仍有待开展，大变革中的结构化、区域化等问题，也待细致勾勒。赵老师自1998年发表《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研究》之后，便拟对墓葬制度的各项内容展开细致研究，于21世纪初主持的“汉唐陵墓制度研究”项目，也旨在于从各个维度全面地解决问题。他个人的部分成果经析出后择要发表，如《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汉代“横葬制”的起源与发展》。前一篇理清了商周至秦汉时期高等级墓葬的葬地制度演化轨迹及历史动因。后一篇则涉及下葬方式对墓形制度的影响，对墓形的认识上有别于既往“横穴”“竖穴”“室墓”“椁墓”等形态描述，缔造了将生死观、丧葬过程与墓形结合的综合性概念，虽论文内容过去已在课堂及讲座中多有表述，但因仅发表两年，尚未得到学界回应，他略觉有憾。老师最后亦发觉两广汉墓在横葬制问题上的特殊性，认为或是受到先秦江浙土墩墓影响之故。我近年带学生逐渐开展对两广秦汉墓葬制度的梳理，一直想请老师指导，却再没机会了。

2019年，赵老师在中山大学马丁堂举行《从“周制”到“汉制”》的讲座

直到老师辞世，才打开他交予我的硬盘，看见《从周制到汉制》文档的更新日期停在了2023年8月，而《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关系新论》等文则直至9月住院后仍在继续更新。没想到当时老师病骨支离，却仍在求索不已。学问已成为他超越生死的一种寄托，那么，这样的学问也应超越死生而久长。

细细翻看文档，老师对由周制至汉制转变过程中的墓地、葬品、祭祀、外藏等几个问题已有所论述，比起在课堂、讲座上的内容，也有了更多的深化，但由于涉及材料甚广，未来得及完全开展。天若假年，又是一部宏文。他说：“你也知道我的想法，就把它们完成吧。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也可以按你的。”他的语气那样稀松平常，就像从前的每一次谈天说地一样。

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躺在床上，师母陪在旁边。他看着天花板，忽然用很久没听过的音量十分坚决地说了一声：“再见！”就像每次的告别一样。

我知道人生终有一别。这有始有终的告别，是赵老师对学生释放的最大善意。死亡不足以终结一切，包括学问、思想，包括怀念。而把老师未了的心愿做好，就是最好的怀念。

以挽联一付作结：

论秦也，论戎也，溯嬴氏东来，功成西陲，毕生书丛传手笔，学思无耆旧；

观周制，观汉制，秉彰然高德，身示下范，化石为金存薪火，杏坛有余悲。

——学生周繁文敬挽

2023年11月9日，成稿于北医三院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