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档电影，费穆风格：1948年《小城之春》是如何诞生的？

11月2日，101岁的演员韦伟去世，所有的悼念文章必然会提到费穆拍摄于1948年的电影《小城之春》，因为韦伟最重要、最著名的角色就是这部经典作品中的女主角周玉纹。

费穆的《小城之春》拍摄于1948年，出品方是文华影片公司，费穆之所以会在这个时间拍这部电影，完全是个偶然，跟文华的老板吴性栽密切相关。

一部原本用来垫档的电影？

文华是1946年秋天由颜料巨商吴性栽在上海独资创办的电影公司。他生意做得很大，又非常喜欢电影和京剧，也擅长用人，文华负责电影制作的厂长陆洁善于管理，第一年在只有一个摄制组、两位基本导演（桑弧和黄佐临）的条件下拍出5部电影，商业成绩上佳。吴性栽大受鼓舞，决心扩大规模。1947年下半年，他聘请了曹禺和名话剧导演洪谟加入文华，计划以这四位导演每年拍出六部电影。当年的电影内景基本以棚拍为主，吴性栽因此租下斜土路上电工厂的摄影棚，和原先使用的徐家汇摄影场中条件最好的二号棚可以进行同时双轨拍摄。

1948年初，曹禺的《艳阳天》和洪谟的《好夫妻》分别在二号棚和电工棚开拍。这两部电影的进度都比预期慢，为了摊薄摄影棚租金成本，吴性栽打算加拍一部电影填补空档。当时正有一部曹禺推荐的现成剧本，出自新人李天济之手，人物和情节都相对简单，符合老板的要求，但需要先找到肯接手的导演。

李天济战后从后方回到上海，不久失业，在老师陈白尘和吴祖光的鼓励下尝试写剧本。1947年夏天，他完成第一部作品《苦恋》（后来改成《迷失的爱情》，即《小城之春》的初稿），虽然有吴祖光的推荐，但是在上海的电影公司转了一圈也没卖出去。吴祖光转托曹禺送到文华一试，李天济苦等了三个月，杳无音信。

其实当年的剧本基本由导演自己选择和决定，文华当时一共四位导演，1947年冬天，曹禺和洪谟都在准备自己马上开拍的电影，无暇他顾；接下去轮到的桑弧正在筹备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剧本《金锁记》，连主演张瑞芳都已经谈好；黄佐临则一心想将大受欢迎的话剧《大马戏团》改编成电影剧本。没有人想在这个时候拍一部情节性不强的恋爱故事，李天济的剧本遇到的时机确实不大好。

然而电影就像是一场遇合，吴性栽请费穆看了剧本之后，费穆马上答应自己来拍，只是剧本需要改。李天济差不多已经绝望的时候，忽然接到了文华的约见电话。他多年后回忆这次见面，说先见到了吴性栽，客气地告诉他剧本文华用了，请他去隔壁屋里跟费穆导演谈一谈。李天济大出意外，因为他从十多年前学生时代开始就对费穆万分仰慕，一时间胆怯甚至超过了剧本卖出的喜悦。两人的谈话很简单，费穆说剧本场景太多，请他删掉三分之一，但特别强调“戏，可不能删啊！”当时是1948年春节以前，即2月初，当天李天济还见到屋里有一个漂亮女人正在打电话，电影上映后他才想起她就是演女主角的韦伟。

李天济回镇江过年时改了一稿，费穆要求再删，第三次见面时费穆说还是长，如果他相信自己，就等分镜头时自己再来删。李天济当然说好。

至于费穆为什么这个时候能有空拍一部文华的电影，同样也是个巧合。他和文华老板吴性栽虽然私交极好，但他从未加入过文华。抗战胜利后，他结束了话剧团重回本行，建立起上海实验电影工场（即实电）。既要管理厂务扶持年轻导演，也要负责资金，他自己还有一部电影《锦绣江山》在拍，因为太贴合时事，不得不多次修改，最后中止了事。1947年冬，费穆准备做一件很有野心的事，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找梅兰芳合作拍一部京剧彩色电影。虽然梅兰芳与他一拍即合，不过这件事需要大笔资金，失败的风险又极大，费穆找到对洗印彩色胶片颇有心得的技术人才颜鹤鸣，又说动跟他同样热爱京剧也愿意冒险的吴性栽出资，成立了以拍摄彩色戏曲电影为主业的华艺公司，计划的第一部就是梅兰芳主演的京剧电影《生死恨》，这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

因此，1948年的上半年，费穆和梅兰芳等人都在积极筹备中，要先修改剧本以适合电影要求，同时拍摄彩色电影谁也没有经验，导演和演员都需要进行各种试验，不可能立刻开拍。此时吴性栽想要快速拍一部电影垫档，文华内部又没有导演肯接手，费穆刚好有空，又觉得李天济的剧本可用，这才有了《小城之春》这部电影。其实费穆拍电影向来是出名的慢，这次有老板的要求和资金保障，《生死恨》也等在后面，时间紧迫，剧本修改在一个月以内完成，3月初开拍，电影大多是内景，在电工棚内搭景完成，外景则在松江拍摄，6月9日拍完，前后一共101天，算是费穆拍得最快的一部电影。6月底，《生死恨》开拍，《小城之春》进入剪辑阶段，9月下旬正式上映。

一切都是费穆风格

正因为《小城之春》是这样出现的，所以虽然标注文华出品，但和文华的其他电影很不一样。文华的管理相当规整，厂长陆洁负责电影制作，有科学严格的生产计划，一般先由导演选定剧本，在集体会议上提出，经过讨论决定之后再进入制片。显然费穆的《小城之春》不一样，由老板吴性栽直接负责，就连李天济拿到的剧本费都是吴性栽交付的。完全没有经过文华例行的流程，难怪连文华的老员工也对这部电影的由来颇为茫然，只能猜想列为文华出品是因为吴性栽出资的缘故。

其次，《小城之春》的制作班底也和文华不一样，文华有一个相当精干的摄制组，只是美工稍弱，但费穆只在服装、化妆和洗印这几项用了文华员工，其余如摄影李生伟、录音苗振宇、剪接韦顺宝都是费穆自己在实电的班底，这几位在当时才开始独立工作，远远谈不上经验丰富，至于布景池宁、音乐黄贻钧则都是从抗战期间的上艺剧团就开始跟费穆合作的老搭档。

另外，文华的电影在选择演员方面也很有特点，之前担任主角的演员或者文华接洽过的基本都是如刘琼、陈燕燕、石挥、周璇、张伐、蒋天流、李丽华、王丹凤这样的明星或者著名话剧演员，这自然是出于商业考虑，用当时上海人习惯的说法，就是很有“生意眼”。而《小城之春》一共五位演员，只有演仆人的崔超明是文华的基本演员，戏份也少，其余四位都是向外约请的，其中演丈夫的石羽比较熟悉电影表演，另外三位虽有舞台经验，但在电影这行还是新人。从票房的角度应该不算是好选择，不过也看得出费穆的信心。

看起来，除了拍摄档期必须纳入文华的计划这一点以外，电影的一切都由费穆做主，比如剧本。费穆在执导话剧时期最广为人知的特点就是没有剧本，比如他最为成功的《秋海棠》和《浮生六记》，前者虽有原作小说和已经改编好的剧本，费穆仍然在排演时一句句口述台词，调度现场；后者连剧本都没有，酝酿了三年的费穆带着演员排练了六天就上演，场记现场记录下来就是演出本。电影自然是有剧本的，经过李天济最初的两次修改，剧本已经删掉了三分之二的场景。后来原稿和分镜头剧本被毁，李天济曾将电影和印象中的剧本做过比对，说电影又做了一些压缩和改动，另外，他原作以志忱走进小城开头，也以他离开小城结尾，电影中改为从玉纹开始，也结束在玉纹夫妇身上。他说导演的删削点石成金，更加凝练，自己越看越佩服。韦伟多年后的回忆则提到李天济当年还为电影改得太多发过脾气。双方的说法很可能都不假，电影和剧本应该存在不小的差异。演妹妹的张鸿眉第一天见导演，费穆就要她忘记剧本。韦伟说拍摄过程中是没有剧本的，导演只说一个大概的剧情，每天拿一张纸给大家说戏，有时候还会即兴创作或者修改台词。

比如演员的调度。费穆对所有的演职员都温和有礼，所以片场气氛和谐。他向来善于启发演员，几乎所有跟他合作过的演员都对这一点赞不绝口。当时的电影演员大多出身于话剧舞台，《小城之春》的四位主演都演过话剧，他们后来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提到过费穆对自己的指点，各自的说法都不大一样，但是放在一起看却非常有意思。比如演丈夫礼言的石羽此前已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也拍过电影，他说费穆很在意演员是否能塑造出角色的灵魂，拍摄时启发他深入人物，讲得非常深刻细致，以至他在表演时完全忘记了自身个子矮小的缺点。张鸿眉当时只有二十岁，费穆要她拍摄时就穿自己平常的衣裳，梳平常梳的两根辫子，连蝴蝶结都一样。她甩辫子的习惯也被费穆用到了角色身上。张鸿眉不断得到他的肯定，渐渐不再紧张，在镜头前变得自如。电影里她唱的两首歌也是临到拍摄前费穆才提出来的，完全由她自己选择要唱什么，只是同期录音，不能代唱，“因为这是生活不是表演。”最重要的女主角韦伟早在抗战时期就在费穆的剧团演出，但对如何演电影完全不明白。她后来不止一次说费穆没怎么跟她说过戏，就只说了“发乎情，止乎礼”这六个字，偶尔在片场提醒她收敛豪爽活泼的作风，走路的时候要想一想京戏里花旦的走法，但又不能演花旦。演男主角志忱的李纬其实和费穆是世交，从小就认识他，不过当年李纬确实是新手，费穆要求韦伟在生活中让李纬对她产生好感，这样拍出来才对……

所以《小城之春》的每一面大概都充分表达了费穆的审美、费穆的风格。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电影被重新发现以来，专业影人和普通观众一起被电影的诗意和纯粹的中国式审美深深打动，断壁颓垣式的废园，在时代更迭中败落的旧世家，春日光影下的亭台和草木，暗夜里心事万千的那几步路，连女主角的日常爱好都是“在妹妹房里绣花”，但另一面，四位主角显然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时代特征也并不隐晦，开篇就点明戴家的大宅毁于八年战火，玉纹典型的1940年代的蓬松卷发和志忱身上抗战后时髦的美式风衣，还有战后通过王洛宾的改编传唱到全国的西北民歌，都表明电影完全不回避时间，对于1948年的观众来说，这就是个当下的故事。

文华对于电影的宣传向来很在意，何况这是费穆时隔多年后的第一部作品，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卖点。6月，电影还在剪辑中，文华已经开始在报纸上打出预告：“想望三年，巨幅圣品”。吴性栽也舍得花钱，让人做了比真人还高的“玉纹”，拿着菜篮子站在跑马厅对过的空地上。电影上映后，喜欢的人看出了电影的诗意，不过更多的是批评。左翼影评人很不喜欢《小城之春》，认为电影表达的灰色情绪和时代太过脱节，描写了没落阶级却没有指出出路，导演有浓厚的自我怜悯和自我陶醉的意味，至于其中的三角恋爱故事也遭到很多批评，针对宣传中提到的“近于冶荡，不及于乱”的说法，评论认为当事人既没有勇气离开，又不能自我克制，显然完全不值得同情。费穆因此做了回应，承认电影使用的“长镜头”和“慢动作”是狂妄大胆的尝试，造成片子过分沉闷，而电影不愿指出出路也是自己的问题。韦伟后来对访问者说电影虽然被骂得厉害，但观众反响不错，没有赔本，有些中等城市的反应更好。

其实从上文的叙述看，电影成本不高，韦伟说没有赔本大概是对的。不过对于1948年的上海观众来说，电影确实不算很受欢迎，9月25日《小城之春》在皇后、黄金、国际三家影院首轮上映，10月1日以后国际下线，皇后、黄金两家放到10月5日为止，10月8日以后二三轮影院开始放映。和同时期文华电影的院线安排相比，票房应该不会太好。

隔了几十年的时光回看当时的影评，显然是具有时代特色的，而普通观众的反应也多少映照出大时代影响下大家对这种灰色情绪的表达比较有保留。九十年代以后，《小城之春》被重新评估，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当年的观众往往认为主角们不够勇敢和彻底，而九十年代以后的观众在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又经常会惊诧于电影叙事和表现手法的大胆，时代观念的变化真是一件有趣的事。